豪放派之大成者辛弃疾，谈谈其刚柔并济的词风

引言:作为两宋词坛上成就最高的词人，辛弃疾不仅把豪放词推向了巅峰，而且兼采婉约、豪放两派之长，创造了刚柔并济的词风，具体表现为悲壮而婉转、豪雄中有缠绵、含蓄深婉中有刚劲、温情与豪情并行。这种浑融的词风是个性气质、时代背景、文体效应等各种因素相互融合的结果。辛弃疾以其兼收并蓄的超凡艺术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婉约词的纤弱软媚、豪放词的粗豪率直以及亡国之音过于哀沉的情绪，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将词的情感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周易》以“阴阳”“刚柔”来解释万事万物的运行变化，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并且影响了文学理论的领域。曹丕《典论·论文》关于“清”“浊”二气的论述，可谓是刚柔之说的发端。刘勰对刚柔风格的发掘更进了一步，其《文心雕龙·定势》云:“刚柔虽殊，必兼解而俱通。”他认为文学应当刚柔并重，不可偏颇。桐城派姚鼐系统提出了刚柔并济的理论。自王国维以来的一些学者以西方“壮美”“优美”的美学概念来解释中国文学传统上的“阳刚”“阴柔”之说。“阴者采而匿，阳者疏而亮”，

一、稼轩词刚柔并济的表现形式

阳刚风格的景物意象是高大、威猛、壮丽、惊心动魄的，而阴柔风格是弱小、柔媚、秀丽、赏心悦目的;阳刚风格的境界是雄浑开阔、气势飞腾的，而阴柔风格是清新淡雅、宁静恬适的;阳刚风格的人物是一种豪雄刚劲，积极向上的形象，他们具有振奋、热烈、昂扬的情感，而阴柔风格的人物是平和淡泊的，有时候也展露出隐隐的哀思，淡淡的忧愁的情绪。至于阳刚阴柔的表现手法，曾国藩有言:“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从这些“阳刚”“阴柔”的论说来看，辛弃疾刚柔并济的词风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把壮美和优美的景观融为一炉;有的把悲壮的情绪附着在婉转的章法中;有的在比兴手法中暗藏劲气;有的豪情与温情并行。

(一)悲壮而婉转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起句就以雄健的笔力使得读者热血沸腾。随后劲气内转，以“风雷怒，鱼龙惨”隐喻投降派的打压，以“夹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隐喻欲拨云见日，恢复中原而不得。词人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学着像陈元龙一样清谈高卧，可是眼前的这万里江山所激起的兴亡之悲如何平息得了?更何况那些不思进取的投降派已经系住了大宋命运的绳缆。这首词以婉转曲折的笔法来抒写悲壮，写景和典故的运用达到了浑融的境界，而且承接自然，无迹可寻。《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上片北都旧恨，下片南渡新恨”，上片用昭君和戴妫去国离家的典事喻示靖康之难的沉痛，下片又用李陵和荆轲之典映照英雄失志、失路的悲壮。四个典故虽都是诉说人间离别之痛，但有着委曲的承接关系—报国无门。《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等辛弃疾晚年在浙东安抚使任上的词作，章法都曲折婉转，而以气贯穿，笔力遒劲。

(二)豪雄中有缠绵

辛弃疾是儿女英雄，不唯雄心抱负，也不乏儿女情长，如《金菊对芙蓉·重阳》:“除非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此时方称情怀，尽拚一饮千钟。”《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作于淳熙二年(1175)，这一年词人仕途顺利，意气风发，词中以“貔虎鏖战”“长鲸吞吐”来形容钱塘江潮的宏伟壮观，其中又穿插了伍子胥的悲剧，最后以“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的优美意蕴结句。这首词几乎是全篇写景，流露出了词人希望功成后及时身退，携美人泛舟五湖的人生理想。

(三)含蓄深婉中有刚劲

香草美人是稼轩词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委曲深婉之中往往郁结着一股刚正之气。《鹧鸪天·代人赋》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是时词人闲居于带湖。这首词描写的是朴素的农村生活景象，其中“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一句或是表达了对生命力的赞美;或是委婉地以在野的荠菜花(主战派)之刚强自喻，讽刺城中在位的“桃李”(主和派)之懦弱。辛弃疾在闽中任上写下了《瑞鹤仙·赋梅》一词，作者以梅自拟高洁和才能，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无奈只落得了个“孤芳自赏”的境地。“归正人”2的身份饱受轻视，此词严厉斥责了趋炎附势之流“只解寻桃觅柳，开遍南枝未觉”。辛弃疾并不是一味地抒发自身的仕途坎坷，他心里装着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青玉案·元夕》中繁华背后的那个“美人”分明就是稼轩自身的映照。辛弃疾一心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不肯与只图偏安江南之徒同流合污。“艳语亦以气行之”，陈廷焯所说的“气”，正是这位“自怜幽独”的“美人”在忧患之中流露出不合时宜的刚贞之气。《摸鱼儿·更能消》是一首典型的伤春婉约词，寄托了词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感慨。

(四)温情与豪情并行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刚刚经历了兵燹的滁州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辛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在他的治理下，展现出了一派太平气象。这一年，辛弃疾写下了《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一词。“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全词以“华胥梦”的温情为基调，但又流露出渴望收复中原的万丈豪情。《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在“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的绵绵情谊中希望朋友建功立业，封侯万里。正如陈廷焯之评:“龙吟虎啸之中，却有多少和缓。”《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被诏》《鹊桥仙·和范先之送祐之弟归浮梁》等送别词都不落一味愁苦哀伤的俗套和柔弱，而是将离情别绪中展现出来的深厚友谊化为高唱入云的豪雄之气，使全词为之一振。

二、刚柔并济的词风的成因

辛弃疾刚柔并济的“全美”风格的形成是内在的个性气质、外在的社会环境、文体效应等各种因素相互融合的结果。

(一)政治环境的凶险

“生命美学”是一种不断进取，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美学。辛弃疾一世豪雄，毕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的人生完美地展现了热烈、昂扬的“生命美学”。不幸的是自23岁南归后，13年的官场生涯中，辗转各地上任了14个职位，从而难以施展雄才大略。“归正人”特殊的政治身份，加之“持论劲直，不为迎合”的强硬作风，以及“刚拙自信”的强势性格，给他招致了不少歧视和打压，不少词作中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刚强。就连宋孝宗这种颇有作为的主战皇帝在读了《摸鱼儿·更能消》后都有些不悦，更不用说其他更露骨的词作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不为众容的尴尬处境令他饱尝了人生的各种辛酸悲苦:“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二)《楚辞》的影响

辛词中有不少借用、化用《楚辞》的句子和意象的词作，如:“纫兰结佩带杜若”(《兰陵王·赋一丘一壑》)、“九畹芳菲兰佩好”(《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都是化用于《离骚》;辛词中还有些词作将“离骚”化用为郁郁不得志的政治意象，如“细读离骚还痛饮”(《满江红·山居即事》)、“手把离骚读遍”(《水调歌头·渊明最爱菊》)，辛弃疾对《楚辞》的接受可见一斑。辛弃疾对《楚辞》接受最深的是把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青玉案·元夕》《摸鱼儿·更能消》等词中的美人，以及那些寒梅、木犀、荠菜花等意象正是这种手法的典型体现。他的政治遭遇相似，由是将屈原视为异代知音，学习他发愤抒情的意气，以香草美人自喻的手法寄托感慨不平。香草美人的隐喻手法是委婉含蓄之美的体现，一经辛弃疾的运用就沾染上豪雄之气。

(三)词的文体效应

古今词人和学者们对诗词之别有着清晰的认识。清人查礼云:“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人间词话》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景阔，词之言长。”相比诗而言，词句式灵活多变、声韵繁密的特点使得它尤为擅长表现复杂、细腻的情感，可以说，词将情感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三、刚柔并济的词风对词发展的贡献

刘克庄评稼轩词云:“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浓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刘氏所言虽不免夸饰之词，但确实也道出了辛弃疾兼收并蓄的超凡艺术创造力。辛弃疾刚柔并济的浑融型词风有着丰富的艺术性，它“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和表现力，并且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风格上的局限”。在今天看来，词史上视辛词为变调的论断未免有些偏颇，我们应该做出正确的评价。

(一)赋予了婉约词新的生命力

《花间集序》有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烧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词为艳科”的观点，对后世词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概是受了晚唐五代以来花间词柔媚艳冶的词风，和宋朝士大夫“清歌妙舞，狭邪冶游”的享乐风气的影响，婉约词风是两宋词坛的主要审美风气。宋后词坛依然延续着这种风尚:明人张綖认为“大抵以婉约为正”;

(二)扩大了词的情感表现功能

柳永、周邦彦、吴文英等人对慢词长调的开拓功不可没。他们从时间、空间的不同维度和角度，层层刻画相思离别等阴柔情感回环往复的流动，极尽渲染之能事，展示出了富艳精工的艺术特色。辛弃疾的英雄之词同样擅于言情，他开拓了感情的维度。他的英雄之词不仅为词坛注入了阳刚的活力，而且将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情融为一炉，在词表现情感的深度、广度、复杂度等方面有开疆拓土之功。陈廷焯说:“深情如见，情致婉转，而笔力劲直，自是稼轩词。”

辛词的确称得上是“极情尽态”，他把阳刚和阴柔的各种情感融为一炉，酣畅淋漓地宣泄各种人生感怀，充分发挥了词的抒情本色，真不愧是两宋词坛成就最高的作家。“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苏轼的哲人之词和姜、张雅化过的文人之词虽是提高了词的品味，但就词的抒情特质的艺术性而言，终究还是无法与辛弃疾的志士之词比肩的。

(三)提升了咏物词的格调

辛弃疾的咏物词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高，堪称咏物词的一大家。试以辛的《瑞鹤仙·赋梅》和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作比较，两词同为咏梅词中的佳作，都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个性高洁而不为众容的郁闷。但相比之下，前者语调激烈，透露着志士孤傲不平的愤恨，后者哀怨，有如弃妇。其他诸如《念奴娇·梅》，也都洋溢着他的刚贞自信，这就是与其他词人不一样的地方。此外，他的咏物词善用典故也是一大特色。《贺新郎·赋瑟琶》诸作中与政治相关的典故的运用，具有俯仰古今的雄伟气魄。咏物词的比兴手法本身就是一种委婉含蓄之美，刚强的性格，加之政治典故的映照，于委曲的章法中将自己高洁、悲慨、刚强、沉郁的情感流动贯连起来，于是就形成了柔中带刚的风格。同样是故国之思，王沂孙等人的亡国之音情绪过于低沉，而辛弃疾则较为健康爽朗，哀而不颓，内容也很充实。“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辛弃疾咏物词的内容之充实，格调之高，境界之阔大，在词史上并不多见。

四、结论

不论古人以“豪放”来评价辛弃疾部分具有阳刚美的佳作，还是今人通过统计，宏观上将辛词划归“婉约”，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辛弃疾也还有不少佳作能兼具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俄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曾说过:“情欲、感情、愿望、认识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而是构成着人类天性的财富，一切人共有的东西。因此，谁具有更多的普遍事物，谁就更富有生命。”阳刚美和阴柔美都是人类宝贵的生命财富，美学家以及姚鼐等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家主张兼收并蓄的全美风格也正是为了表现出人类普遍的生命之美。弃疾刚柔并济的独特风格绚丽多姿，气象万千，是生命的进取力与人生的阻力碰撞出的火花。稼轩词的这种风格不仅在两宋词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整个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