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直言进谏， 唐太宗李世民从善如流，以两人为代表的贞观君臣治国平天下，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和业绩，而魏徵本人也因为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也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魏徵，580－643，字玄成，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在魏徵生前，唐太宗李世民对他总体来说不错，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 记载：

丙子，以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

这一评价在《旧唐书·魏徵传》 中也有：

会皇孙诞育，召公卿赐宴，太宗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

但两人的关系在魏徵去世后发生过一个不小的波折。

《旧唐书·魏徵传》还记载：

（魏徵）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除了停婚之外，唐太宗一怒之下居然亲手放倒了魏徵的墓碑——当初这个墓碑可是“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的。

这就是所谓“停婚仆碑”事件。

（“停婚仆碑”又称“毁婚仆碑”）

（魏徵多留一份抄本有彰显自己功劳和君主过错的嫌疑）

康熙帝曾经说过：

每阅唐李世民、魏徵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徵对李世民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尝思忠良原无二理，唯在仁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

康熙帝本人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因为时移世易，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心态与中世历史不同，所以他评说历史人物的言行（如白帝城托孤等）往往有一些隔膜，对唐太宗、魏徵关系的理解也是如此。

元明之际刘基（刘伯温）作《梁甫吟》，有诗句曰：

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蜺。

明良际会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粟与稊。

也是感慨以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和魏徵这样的良臣遇合尚且如此，更何况遇到那些童昏无识的君主，诗是好诗，但也没有太到点子上。

（连环画《唐太宗和魏徵》）

从表面上看，唐太宗的怒气基于两点，第一，为什么尼玛你魏徵推荐的人要么大嘴巴对外泄露皇上的话（杜正伦）要么黑心肠参与谋反（侯君集）呢？是不是你也结党营私？第二，你魏徵将所有进谏的言辞都抄录了一份并交给起居郎褚遂良，不是分明是想让褚遂良写入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劳和君主的过错呢？

但说到底，这只是导火线，是浮在历史长河表面的波纹。

唐太宗和魏徵关系的和谐和恶化，都和两人的身份地位和立场有关。

魏徵虽然是隐太子李建成手下的重要骨干，但在玄武门之变后，他还是向李世民效忠了，这和个人的节操信义无关，而是作为山东集团的代表人物向李世民输诚。

这一来是对既成事实的政治合法性的妥协，二来也和魏徵对李世民和唐皇室的认知有关：在魏徵看来，唐室正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历史阶段，本身发展到一个足够文明能代表华夏正统，而又没有完全丧失蛮族气质中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阶段，他所要做的是将睥睨天下的李世民约束在儒家的规则框架内。

贞观君臣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理解，本质上完全不同——魏徵等自然认为“水”就是民众，而自己是其天然而无可争辩的代表；而唐太宗出于对外文宣和笼络人心的角度，对此深表赞成，但他很清楚，军队和武装力量才是真正能够载舟覆舟的“水”，关陇集团才是自己身为天下之主也不能背叛的核心阶层。

（魏徵斩龙的传说虽然是怪力乱神，但是是对其作为山东集团代表的一种象征性表述）

如果追问双方对彼此的终极认知，问题更加微妙复杂。

魏徵和房玄龄等人实际上并不真正认同冒充陇西李氏的唐皇室，换种说法，他们甚至在内心深中是歧视李世民的，为长安中枢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能力 ，对文中子的弟子们来说是打一份工，是过渡环节，最终他们还是要和崔、卢、李、郑、王联姻，成为高贵的经学世家；而唐太宗李世民优礼和宽容他们，既是从笼络山东集团和个人需要谋士文臣的角度，也是本质上并不认为他们是如关陇集团这样的“自己人”，对“外人”必须格外照拂体贴以安抚他们的另一面就是政权的核心决策不能让他们真正掌握。

有人认为，魏徵的直言极谏正如李世民所说的是“妩媚”，因为对你客气是见外，彬彬有礼是把你当外人待，而直言不糊乃至“骂”正是“自己人”的标志，但如果我们细心梳理，魏徵的很多劝谏更像儒家理论的口语化再诠释，与实际的治国理政隔着一层，唐太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配合他扮演明君。

（《贞观长歌》中的李世民和魏徵形象）

且看这一段：

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很难想象，隋炀帝的殷鉴不远，需要这样总结李世民才能明白；也很难想象，这样的粗浅概括被腹黑狠辣的成熟政治家认为闻所未闻如获至宝——只有彼此默契的表演才能解释这一切。

这种表演性和刻意的优礼和宽容本质上是违背唐太宗本性的，所以有了契机会表现出报复性反弹对魏徵极不友善的一面。

唐太宗李世民从隋炀帝身上真正汲取的经验教训，谈古论金以后写文跟大家详细聊。

当然，虽说李世民很清楚政权的核心决策不能让魏徵等真正掌握，但用魏徵之才无可疑，任命魏徵的官位也并不是虚职，不过，李世民固然有用魏徵、李勣为代表的山东集团形成一定的政治平衡服务于自己的皇权一面，但对他们和对长孙无忌等人，仔细辨别，还是能看出内外有别、亲疏不同的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