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是乐府诗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我国初中生的必学古诗。《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的一座高峰，能超越它的屈指可数。诗歌讲述了焦仲卿和他的妻子被活生生的拆散，最终双双殉情的悲剧故事，历来被读者同情和赞颂。《孔雀东南飞》不止有文学上的价值，其社会价值更不可估量。本文作者将从封建家长权威、封建礼教等因素展开对封建爱情悲剧根源的探讨。

汉朝立，因皇帝刘邦不喜欢《诗》、《书》，类似《诗经》中的古诗便逐渐没落，而辞赋开始盛行。及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出现，使文坛为之一新，大放异彩。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崭新的形式，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光彩，并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在民间百姓的情感表达上，乐府诗实际上替代了先秦时期诗歌的作用。而《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千百年来热度不减，一直被文人研究探讨。

《孔雀东南飞》中那些前后矛盾的故事情节

熟读《孔雀东南飞》的人会对故事中的多个情节感到疑惑，例如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

焦仲卿母亲让焦仲卿休妻的原因

诗中说焦仲卿妻子刘氏“十七为君妇”又“共事二三年”，没说刘氏产子，因此便有人认为焦仲卿母亲是因刘氏无子而令焦仲卿休妻的，这种说法似乎太武断了，毕竟此时刘氏只有20岁，不能认定她不能生育。最关键的是后文中县令、太守都派遣媒人聘娶，由此看刘氏至少是身体健康的。因此封建社会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由并不适用于刘兰芝身上。

也有读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诗歌中的官方理由都无法令人信服，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焦仲卿母亲非得将这个好儿媳赶出家门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

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政思想，儒家学说正式成为朝廷的正统学说。从此儒家中的《礼》开始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儒家礼教中对女子的束缚甚于男子，历史上著名的“七出”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到此，我们终于明白焦仲卿母亲为什么非让焦仲卿休妻不可了。仅仅是因为焦仲卿和刘兰芝过于亲密就被封建家长认为儿媳不贤、不知礼节，甚至认为儿媳分散了儿子太多的精力，让儿子不思前途、意志消磨。在封建社会中，礼教远大于人情，这也是为什么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相处方式在古代备受推崇了。后世的陆游与他结发妻子的遭遇与焦仲卿和刘兰芝如出一辙，因为陆游母亲认为儿媳与儿子太亲密，影响了陆游科举考试，便狠心的让陆游休妻，最终造成了“钗头凤”的爱情悲剧。

刘兰芝的理性反抗

刘兰芝回家只十余日便有县令谴媒来，说他有一个儿子三郎“窈窕世无双”而且只有十八九岁，希望刘兰芝能嫁给他儿子。又过不了几天，太守家的媒人又到了，说太守有一个儿子五郎也想娶刘兰芝为妻。我们知道刘兰芝美丽、贤惠、有教养，但毕竟是被小吏之家休过的，而且是因为“不贤”，那么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儿子求婚呢？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

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

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孔雀东南枝》的故事取自民间，是当时的人因纪念焦仲卿和刘兰芝殉情所作。“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首诗歌千百年来控诉着封建礼教对人美好爱情的压迫，可悲的是在封建社会时期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但从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年轻人对爱情、对自由的追求，这种为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伟大斗争精神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财富，它对提高女性地位、争取人类的自由和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资料：

1、李因笃、陈祚明等《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

2、孙志凌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3、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4、金伟源著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5、余冠英选注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