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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涛

中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高峰的形成，都与中原学者的参与有关。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高峰之一的宋明理学，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长达数百年之久，甚而远播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促成了备受世界瞩目的儒学文化圈。通过树立和彰显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特色，于西方强势文化之缝隙中挺立出了“文化中国”的理念。毋庸讳言，二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其能够从宋代思想界挺立出来并不断被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结合二程所论及后世的评价，其理论建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二程紧紧抓住当时儒学中出现的核心问题，从儒家思想的本有资源中拣择出“天理”二字作为应对佛老“空”“无”的核心范畴。如其所言，“吾学虽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里的“体贴”浸透着二程对儒家伦理纲常失范的根源性思考。二程对“天理”的拣择和重视，被后世广泛传扬。“天理”二字在一般的哲学意义上最早被提及是在《礼记·乐记》，二程对这一古老词汇的含义作了新的提升，并将其作为核心统领其思想的方方面面。他们提出：“万理归于一理。”在他们看来，天、命、道只不过是理的不同称谓而已，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把根据人类社会的类比而设想出来的自然法则转化为理性的法则。故而，他们坚信万物由一理贯之，理作为本性存在于人自身。二程的思想经过朱熹的理论改造之后，其天理论更是成为程朱理学在理论上的立足之本，这为儒学在更为广泛、深入的层面得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二程基于对儒家地位失落的思考，不仅仅从理论本身发展的逻辑上进行修补，而且非常重视对儒家经典体系进行重组。经典在传播思想过程中的作用在传统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对传统的经典体系进行新的整合，实现了由“五经”系统向“四书”系统转移，在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资源的选择重点上实现了由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并重向以思想文化为主转移。二程对于《大学》《中庸》的重视，尤其是对《大学》的重视，使得后世在理解儒家“内圣与外王”的贯通方面，逐渐向一种与孔子儒家不同的思路展开。“格致诚正”而致“修齐治平”日益成为士大夫们的普遍价值选择。自孔子之后，基于对孔子思想不同向度的诠释，出现了儒学的早期分化及此后儒学内部的派系林立，每一个派系都有其特有的经典选择体系，这种体系多样化格局直至唐代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后方得统一。自中唐的陆淳、赵诓、啖助等开始，以义理为导向的经典重组运动逐渐拉开了序幕，唐代的古文运动及北宋庆历年间的疑经思潮更是加速了这一经典重组的进程。在这样的语境下，二程沿着韩愈、李翱及宋初三先生的思路，对传统经典体系进行了重组，凸显《中庸》的地位，特别强调《大学》的重要性。二程之学许多方面都是在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阐释发挥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利用，《四书》思想资料成为其思想形成及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学术依托。

再次，二程从方法上实现了汉唐儒学从天人两分格局向天人合一的回归。汉唐儒学深受荀子一系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天人关系上往往陷入“知人而不知天”的理论偏失。二程借“天理”为本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实现了天道与人伦的合一。在两宋以前，历代思想家所说的道，既有自然意义的天道，也有伦理学意义上的人道。虽然有一些思想家曾试图把这两种道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形而上学的不发达，他们都未真正理解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二程在继承和发挥《周易》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基础上，终于把天理从以往思想家分而论之的人道与天道中抽象出来，实现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有机结合，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在现实世界的天人合一。此种合一使传统儒学在理论深层具备了与佛教对话的深度。自韩愈以来，“夷夏之辨”“有害民生”成为反佛论中的主流方式，这种外在化的批判难以令僧道们信服，对于儒家思想在日用伦常中发挥效用非常不利。二程从理论方法革新入手，重构了传统儒学，对于儒家思想地位的捍卫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二程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大胆吸收了佛老思想的一些方面，对儒学进行了自觉的改造。同张载等其他宋儒一样，二程对佛老言“空”“无”的理论深有体察。自李翱以来吸收佛教思想而改造儒学的思路对二程有一定的启发，使其更加坚定从佛老那里吸收营养。像其他儒者一样，他们对于佛教表现出既批判又吸收的辩证态度，他们不是对于佛道思想展开全面的批判，也不是针对某些理论命题展开逻辑解剖，而是抓住其生活方式及宗教行为，考察其思想倾向及观念形态。正如卢国龙先生所言，他们的批判主要在于“批判老子将道德仁义礼智割裂开来的历史观，至于纯粹的理论层面，则从其‘理一而分殊’的观点出发，对佛教华严宗理事无碍、庄子之齐物、道教内丹的造化生成之理等，有所认同”。二程对佛道的批判和吸收，是从他们自身的理论逻辑和文化情感出发，服务于重建文化体系这样一个总目标，具有较强的主体性。二程以佛摄儒的思维此后逐渐成为宋明理学在不同时期获得重要发展的有力支撑。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